是研究艺术及美术经验之一般特性的学科。“艺术”也者，包括戏剧、音乐、绘画、诗歌，以及其他的学科。自从十八世纪的包姆加通（A. Baumgarten, 1714-1762）开始，美学就成了哲学的分支，但对美学有贡献的，则来自多个学系，不单是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。

近代的美学研究，包括美学理论、艺术哲学，以及艺术批评原理（如G. Dickie）。对基督教来说，最重要的美学研究包括︰1.美学的责任；2.研究艺术之路；3.社会架构；以及4.神学与哲学的关系。我们会在本文分别讨论上述各项。

一谈到“美学的责任”，就等于向传统的美学挑战了。自康德（I. Kant）深具影响力的《判断力的批判》（Critique of Judgment, 1790）发表后，人便看美的经验是私有的，既不受自然需要的限制，也没有道德责任的要求；按一些极端的看法，“美的经验”、“美感”或是“美的物体”，是只为一己的享受而有。第一个对这种看法提出挑战的基督徒，是托尔斯泰（L. Tolstoy），他拒绝以美来作艺术惟一的标准，认为人不能以“美的经验”作反宗教，或精英分子自我放纵的借口。

近代有两个基督徒哲学家亦对传统的美学提出批判，但他们并不全然反对“美的经验”，亦比托尔斯泰更小心界定“美”与“艺术”的分别，并且指出所有人都有美学的责任。瓦特史多夫（N. Wolterstorff）从城巿和教堂建筑来指出美的超越成就，西尔维得（C. Seerveld）则呼吁，基督徒要在他们的家庭、住所及社交生活上，领导一种“顺服的美学生活”。他们二人虽然对什么是美有不同的看法，但二者都承认，神的创造本来就是美的，人有责任使神的名字得着称赞，并且寻求在基督里更新。

持守着传统美之观念的作者，大多数对近代高级艺术不以为然，这种趋向在陆梅克（H. R. Rookmaaker, 1922-1977）及薛华（F. A. Schaeffer）的作品十分明显。毕加索（Picasso, 1881-1974）、贝克特（Samuel Beckett， 1906年生，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以《等待果陀》闻名于世）和伯格曼（Ingmar Bergman，1918年生，瑞典电影导演）的作品，通常都缺乏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）为美所订的标准，就如比例上的美感、正直与光明等，这等缺乏正说明了艺术上的偏差，和文化的衰败。但另一些作者如郭士（Harvey Cox， 1929年生，以The Secular City闻名于世），和怀尔德（Amos Wilder）在《新奥尔甫斯》（The New Orpheus）中，则对某些近代艺术赞赏有加，认为它们的艺术感染力，对传统基督教提出的挑战，以及唤醒人对社会需要的力量，都是功不可没的。

到底是什么令人对艺术有这样分歧的看法呢？就基督教一方面来说，那是人对文化（Culture）有不同的神学观所致。基督徒怎样从事和看待艺术，部分因素取决于他自己与文化和社会的关系。分离主义者大多数认为，近代艺术对他们的信仰，是有害无益的；混合主义的基督徒则认为，他们可以用信仰来理构化近代艺术，进而在崇拜中使用它们，或单纯以艺术的角度来看它们；改革派基督徒则希望基督徒从事艺术的工作，进而在内部改革及提升艺术。

有关艺术本身的特性，以及艺术在人生的地位，我们应该怎样厘定呢？其间牵涉两种哲学的问题在内︰有些人认定艺术的主要目的，是用来表达感情，基督徒就更认为艺术应该用在崇拜上——这是托尔斯泰拒绝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原因。

我们可以根据奥斯本（H. Osborne，1929年生，英国剧作家、演员）的建议，把西方哲学对艺术的态度，分成三个模式来看︰工具式理论（instrumental theories）认为艺术只是一种工具，用来达致改进、灌输思想、教育及表达感情的目的；指示式理论（referential theories）认为艺术是模仿、反映，或投射那些真实的、理想的，或想象式的实体；形式理论（formalist theories）则认为，艺术工作纯是一种独立的创作，它内部的价值，取决于其形式与艺术属性。

上述三种理论模式都各有偏差，不足以描述多元化的艺术工作，和它在人生的角色。包容性广的基督徒哲学，应该采取三派学说之所长，并加以修正、综合。譬如说，我们应指出工具式理论对艺术本身所具的价值不够重视；指示式理论又忽视了艺术某些非知性的功用；而形式理论又病于把艺术工作孤立起来，以为它只是世俗文化的一种孤立工作。

我们承认，好些创作都只是世俗文化一种孤立的工作，这个事实使某些基督徒否认有所谓“宗教”的艺术，而这观念是源自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（Romanticism）。一种较为中肯的看法，应是就社会架构来分析艺术创作，瓦特史多夫曾就西方社会明显的特性，来形容“高级艺术的建制”，这些社会特性，正是促使高级艺术愈来愈孤立，与人现实生活分割出来，并且使它们自己愈来愈缺乏美感的原因。瓦特史多夫呼吁基督徒深思熟虑地参与高级艺术的工作，使生命感能从高级艺术释放出来。

瓦特史多夫的建议虽然有一定的贡献，但他却过度忽略了西方社会普及艺术的建制；现代社会缺乏美感，绝大部分的原因与流行音乐、电影和广告有关。这等创作正是依附在阿多诺（T. Adorno）所谓之“文化工业”之内运作。在这制度内，商业成就变成了最重要的目标，连在博物馆及演奏厅内所谓的高级艺术，都变成了国际文化工业的不二之臣；基督徒要参与艺术的批评和创作工作，若不克在经济和社会建制提出实在的批判，成就仍是极其有限。

基督徒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，很多时候都在神学寻求引导；但单单依靠神学，似乎仍是不够。举例说，塞尔兹（Dorothy Sayers）说我们“没有所谓基督教的艺术哲学”，她自己便本于一种简陋的创造神学，来建立起她自己的美学原理，而她那一套“神学”，其实就是本于戈林吴特的《艺术原理》（R. G. Collingwood, The Principles of Art，五洲，1987）之“哲学”来建立的。

无可置疑，神学能帮助我们对艺术和美学经验作出反省，但要神学对艺术和生命有更大的反省作用，哲学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；到底美学还是哲学的一环呢！更正教长时间以来，都缺乏一套详备的美学，我们今天需要的美学，必须具备圣经、神学，和基督教传统的因素，同时本身又必须是一套真正的哲学，不是另外一套神学。它必须具有信仰的反省，同时对人生有足够的重视，这样一来，基督徒哲学家在美学的工作，才能帮助我们更自由地服事神，服事人，这是艺术和美学的目的。

另参︰巴尔塔萨（Balthasar, Hans Urs von）。